《每周文摘》第一期——党委办公室摘编

文章出处: 党委 时间:2012-11-19

本期目录:
1. 胡锦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  
2. 百年老校新姿绽放:市西“扩容”了 
(本文亮点:市西中学与我校同为百年老校,它的扩容建设对我校当前新时期的发展有对等的参考价值)
3. 邓颖超追忆周恩来
4. 审视教师“自我认同”的力量
(本文亮点:教师心理学——提升教师的教学勇气和自信心,在教学共同体中走向自我完整,形成独特的教学魅力)

 
  1. 胡锦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
 
       新华网北京7月23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23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主持。
      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工作,抓紧落实,在未来5年为到2020年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而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信心百倍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
       胡锦涛指出,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我们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奋力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胡锦涛强调,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综观这10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战胜一系列严峻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仍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我们必须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力量。
胡锦涛强调,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胡锦涛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在谈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胡锦涛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全党同志一定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执行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部署,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扎扎实实抓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战略任务的贯彻落实,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在谈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坚定不移加以推进,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胡锦涛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们党把握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积极回应各族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谈到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时,胡锦涛指出,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在改善民生方面作出极大努力,取得明显成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要求也在增强,对加快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的期盼也在提高。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工作,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保证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在谈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胡锦涛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胡锦涛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了明显成效。新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组成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党的建设方面特别是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定不移反对腐败,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胡锦涛最后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高度负责、奋发有为的精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继续脚踏实地、扎扎实实抓好落实,认真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势头,为大局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要切实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工作,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特别是要做好关心困难群众工作,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要加强宣传舆论工作,大力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全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1. 百年老校新姿绽放:市西“扩容”了
 
 上海市市西校园改扩建工程后的投入使用,为百年市西传承发展、活力市西激情迸发、辉煌市西再创佳绩,创造了新的时空,迎来了难得的机遇。
“新校园”增值:办学理念与教育设施的“融合”
  市西有着优良的办学传统。“好学力行”的校训,源于孔子的名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好学”,意味着在学习态度上要勤学,在学习方法上要善学,在学习的心态上要乐学,从而达到博学的境界;而“力行”则要求把书本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充分理解、巩固并掌握书本知识。
  董君武校长认为,学校“从优秀走向卓越”应具备六大特征,分别是:基于学校文化传统,体现时代特征和教育发展方向的教育理念;具有充分选择性、适合不同学生发展需要的课程结构、目标与内容;高度开放、互动合作的课堂教学环境;高度自觉、积极主动学习的学生群体;境界高远、有思想、有理念、有追求的教师团队以及民主、规范、高效的学校管理与保障系统等。这给学校改革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而改扩建工程,使办学理念的落实有了更现实的基础,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从里到外散发出新的活力。新校园的建设,一切都围绕着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先进的硬件设施,让学校在改革过程中一系列的教育理念有了实现的可能,优雅的校园环境,创设了提升学生人文修养的氛围,而一系列运动场馆的建设,更让学生课余时间有了锻炼身体、活跃身心的好去处。新校园,凸显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核心理念。
  校园本身就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值得一提的是,改扩建工程充分体现了节能减排的理念,学校所有建筑的外墙都使用了保温材料,新建的“人文楼”还建造了太阳能取暖器和污水排放循环使用系统,地下篮球馆则采用了高新科技能自然采光。学生能亲身感受、近距离体验这些先进的环保设施,感受到建筑的无声教育。
“传家楼”新传:创新实验室与“思维广场”“同楼”
  改扩建工程为学生创新素养的培养拓宽了时空。具有历史传统的“传家楼”,经改扩建,增添了多个创新实验室及一个上下两层的大“思维广场”。这里有种类繁多、设施先进的各类实验室,如数学建模实验室、能源实验室、化工技术实验室、机器人实验室、静态模型实验室、自动控制实验室、生物技术实验室、民防实验室、地震实验室,还有头脑奥林匹克实验室及赛场等。教师可利用相关设施开设研拓课,学生课余时间或寒暑假,可以自主进入实验室,搞各种创新小实验,这里将成为学生自主发展的重要场所。
  具有深厚底蕴的“传家楼”,特辟了“思维广场”,分两个楼层共880平方米,集图书馆、电脑房信息查询功能于一体,既有宽大的学生个别化自主学习空间,又有半开放的小组讨论和师生互动空间。在这里,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学生将充分发挥自主学习能力,着重发展高阶思维;专家学者、教师、家长、学生或校友,都将登上讲台,把自己的所知所得以微型讲座的方式传递给大家。市西中学个别化的教育理念、走向卓越的教育理想将真正得到实现。
“人文楼”添丁:艺术教室与专用教室“共驻”
  市西传承“好学力行”的校训精神,不断充实和完善“国格高尚、品格优良、性格健康”的时代内涵,倡导孔子的以智、仁、勇为品质、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人格”,探索赋予“君子人格”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形象。学校不断塑造和完善“志趣高雅、举止优雅、谈吐文雅”的文明形象,加强对学生的公民素养教育。
  新建的“人文楼”,造型优美典雅,为学校育人拓宽了时空。这里有160平方米的校史室,有三个音乐教室、三个美术教室,初高中的学生在这里共享艺术的熏陶。最让学生们动心的,是这里还有很多听起来很新鲜的教室,比如茶道教室、陶艺教室、文学教室、艺术馆、音乐制作室、美术制作室等,还有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近200平方米的演出排练室以及一个设备先进的200座音乐厅。
  随着这些新教室的投入使用,学校又将开发出一批新的艺术人文类课程,学生个性化的艺术才能将得到充分的展现,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也将踏上一个新的台阶。
  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色,其中“绿”、“红”、“金”、“蓝”四色校园节日就是一个例证。绿色的春风——市西之春艺术节,红色的夏雨——市西之夏科技节,金色的秋海——市西之秋体育节,蓝色的冬浪——市西之冬文史节,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也为学生人格塑造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借天借地”有方:屋顶绿化与地下设施“并举”
  如何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保证学校的运动场地和绿化场地达到市示范校的要求?学校在改扩建工程中动足了脑筋,采取了“借天借地”的办法。
  借天,指的是以屋顶绿化的方式,建造了两个面积大约9000多平方米的屋顶花园;借地,指的是改扩建工程的重头戏——20875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地下工程。地下工程包括5个标准篮球场(左下图),一个8道25米游泳馆,一个700多平方米的乒乓馆,一个300多平方米的体操馆,两个1000多座的学生餐厅(右下图),以及一个拥有85个车位的车库。
  这样一个颇为壮观的工程,一举解决了2400多名学生的运动场所问题,多个地下运动场馆及地面两个操场,能满足初高中学生不同的运动健身需求。
心语 站在新的起点进发  
  活力市西,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经过四年的努力,学校改扩建工程正式投入使用,不仅扩大了学校面积,而且呈现了新的教育生机。
  与其说,改扩建工程是教育设施的一种完善,倒不如说是教育品质提升的一个契机。
  随着学校改扩建工程的完工,市西中学、市西初级中学共处一个教育园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这对于加强高、初中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联手互动、打造基础教育人才培养链,具有深远的影响。
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面对百年一遇的发展机会,市西人必须清醒认识自己所处的方位,勇于肩负历史的责任,遵循教育规律,充满激情,“好学力行”,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更要有所作为。(董君武 文汇报2012-09-24)
 
  1. 邓颖超追忆周恩来
 
       周恩来在世的时候,邓颖超数十年来甘居幕后。周恩来为了党的最高利益,几次圈掉了邓颖超进入中央高层的名单。1976年周恩来病逝以后,邓颖超才得以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出任全国政协主席等职。
透露周恩来病逝前的情况
       1976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以后,举国同哀,邓颖超的心情更是沉重。唐山地震后,邓颖超根据中央的指示,搬出了居住多年的中南海,到距台基厂不远的一处房子里暂住。
       8月的一天,一位当年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工作过的老部下在台基厂附近街道上,巧遇周恩来逝世后仍在邓颖超身边工作的赵炜。她向赵炜表达了几位老同志关心邓颖超现况,并希望能与邓颖超见面的迫切心情。在当时的形势下,赵炜深知邓颖超与这些人会面是何等困难,但她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回去后就把情况转告给邓颖超。8月21日,赵炜把邓颖超同意会面的消息告知了在街上提出请求的那位老同志。邓颖超与她们约定会面的时间为当晚8点。但会见地点让几位老同志感到惊愕,邓颖超主张一定要在她的汽车里。
       当天晚上,一辆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与台基厂交会的路口,几位老同志趁停车的一刹那匆忙上了车。她们发现里面坐着的正是邓颖超。为了彼此看得清楚,司机按邓颖超的吩咐打开了车顶灯。在幽暗的灯光下,她们发现邓颖超变得憔悴和消瘦了。大家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短暂会面,纷纷关切地询问邓颖超的身体状况。
       这时,有人提出周恩来为什么不保留骨灰的问题。邓颖超说:“提倡火葬是中央的决定,我们一定要贯彻。我和恩来有过协议,死后都不保留骨灰。当时,他问我:‘如果你先去世,我能保证做到这条。如果我先去世,你能否保证做到这条?’他担心,怕我手软做不到。现在他先我而去了,我坚决请求中央同意遵照他的遗言,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这样,我实践了诺言,心就安了。恩来说过,‘从土葬到火葬是一个革命,从保存骨灰到不保存骨灰又是一个革命。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物质不灭么!骨灰化做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几位老同志听了邓颖超一番话后都感动得落泪了。
       关于周恩来不保留骨灰一事,邓颖超还在另一场合对亲属谈及。她说:“关于恩来骨灰处理问题,我们早就相互保证了。可他还不放心,他在病危时说话声音微弱,而12月19日那天,他声音很有力,还抬起头来,对我说:‘你和我的骨灰都是不保留的啊!我的事不要超过任何人,不要特殊化。’现在外边有人怪医生,怪医疗小组。你们若听到有人这么说,一定要作解释。他们是精心的,但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病太严重了。他的癌细胞是十分罕见的,厉害的癌细胞,到后来已经扩散到全身。……他对自己的病情一直了解得很清楚,对病情分析、医疗报告、治疗方案、向主席报告的病情,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才送主席。哪里不精确,他都要修改。直到9月20日手术,发现癌细胞已全面转移了,为了避免他受太大的刺激,才不给他看报告了。”
       这是在周恩来病逝后邓颖超首次向亲属透露相关内情。周恩来病重期间,邓颖超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即便周恩来的至亲想去探望,也都被她劝止了。早在“文革”初期,邓颖超就向亲朋透露了周恩来拟定的“三不”原则。有一次,邓颖超对来访的友人谈到此事时说:“前一段,自己(指周恩来)规定了‘三不’,不见客,不回信,连侄儿们也不见。老四(指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很有意见,实际上是为你们好。有的同志来看我们,回去就被整得很厉害,我们在红墙里面托毛主席的福,你们在外边就不行了。有一次,一位同志来了,回去险些被整死。总理知道后说:‘我要救人了。’找了卫戍区才救了出来。”
      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才有人进入西花厅拜见邓颖超。一次,一位亲属好不容易来到中南海面见邓颖超。在谈到周恩来患病以后的身体状况时,邓颖超说:“(周恩来)会见外宾不累,主要是开会累,国家事多,太操心。过去总理熬夜,睡的时候,躺下就能睡着;现在太累了,躺下也睡不着了。”在一位友人谈到人们都在关心周恩来时,邓颖超又说:“天天收到群众来信。昨天收到的一封来信,叫总理一定要回家住,不要住在医院里。他们不了解情况,医院的条件比家里好多了,健康主要靠专家们。……我知道你们很惦记他,可惜现在不能见,连我也是按规定的时间去看。”从这些由亲友透露出来的简短对话中,可以看出当时邓颖超的困难处境以及周恩来最后岁月的大概情况。
向日本友人追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1987年9月30日,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宴请来访的日本客人竹入义胜等人。竹入义胜曾多次来华访问。席间,邓颖超首次向日本客人和陪同的中日友协负责人孙平化等,谈到她早年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经过。
       邓颖超对客人回忆说:“1919年我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恩来同志在日本留学。《雨中岚山》那首诗就是恩来同志那个时候作的。五四运动后,五六月间恩来回国。当时女同学中间都说有一位青年叫周恩来,大家都很喜欢他。有一天召开群众大会,抗议山东军阀杀害一名爱国志士。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一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穿一身绿不绿黄不黄的衣服和一双白色皮鞋。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心想周恩来原来就是这样,觉得这个人不错。恩来同志也知道我,但彼此都没有进一步接触。后来天津成立了觉悟社,恩来和我都是这个组织里的成员。恩来是学生会机关的负责人,我搞学生运动,彼此开始有接触。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那个时代封建习俗很重,反对男女接触,男女授受不亲。我们组织也有规定,相约从事学生运动期间彼此不谈恋爱,不结婚。当时组织成员二十几个人都这样约束自己。”
       邓颖超继续告诉日本客人:“那时,恩来同志宣传独身主义,还发表过论文。这篇文章现在找不到了。当时我想,我们都来帮助他实现他的独身主义。那时我自己也未确立结婚观。十几岁时受封建社会的压抑,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限制妇女那套清规戒律十分反感。看到坐花轿的妇女,我就想,这个女子这下子算完了,所以我也未想结婚。后来又觉得一个人生活总不是个办法,想来想去还是应该结婚才对。不过对终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草率行事,同时组织上有规定。那时我并未恋爱。到了1920年,有点唯物主义的思想了,看大家都结婚,觉得自己也应该结婚。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对理想对象的形象,心里应该有个描画,具体的就省略不说了,在恩来同志身上,有几点是合乎条件的,但还没有产生要相爱的想法。”
     关于周恩来留法期间的情况,邓颖超是这样追忆的:“不久,恩来同志去法国留学,我在天津当教员,彼此常通信。来信中,话里话外也有含意。不过我未动心,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我有一位女同学和恩来很熟,很要好,也在法国。我判断恩来同志会和我这位女同学好,所以一直未考虑他的意见。但是,恩来同志继续不断来信,提出进一步要求,说和那位女同学政治上合不来,已经不来往了。来信写得越来越明确,要和我明确关系。我倒不那么急,回信也不快,我想还需要和母亲商量商量,而恩来同志则书信频繁,信越来越多越快,催我表态。1923年我们明确了恋爱关系。从1923年到1925年之间,我们通信就很少谈爱情方面的事了,主要是谈思想,谈国家的命运,谈革命工作。1925年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东(注:实际上周恩来是1924年9月初从法国回到广州)工作。我去广东同恩来同志结了婚,没有举行结婚仪式。……我们结婚后,一直未谈过当初相识的往事。解放十多年后,有一天,恩来同志说起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彼此相识的往事,说那时我是第一个登台发言的,两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现在我老了,和年轻时不一样了,眼睛也变小了……”
       关于和周恩来结婚的问题,邓颖超曾于1988年4月撰写了《西花厅忆旧》,谈到此事。邓颖超说:“我们是经过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的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的组织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1925年8月结婚了。当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俗,都要彻底消除。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你的侄辈让你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基石和保证。我与你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深化到人民中间,融化在同志之间,融化在朋友之间,融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邓颖超的这些话,就是她与周恩来一生至爱的总结。
       虽说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但仍然有许多友人参加了他们的婚宴。据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回忆说:“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当时,革命形势动荡,工作非常紧张,他们无暇举行婚礼。可是,张治中告诉我,周、邓虽无婚礼仪式,但确实举行过庆贺,他亲身参加了。地点在广州旧汉民路一家规模不大的西餐菜馆。张还记得当时邓演达、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鲁易、邓中夏、陈延年等都在场。气氛热烈,宾主尽欢,还闹了酒。到60年代初期,周、张因公同机由京飞穗。在闲谈中,张忆及往事,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30多年了,应该旧地重游,到太平餐室吃饭纪念。周当时会心地笑了。任务完毕,周果然请张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
追述上海地下斗争、廖仲恺遇刺事件及沙基惨案经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对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也着手对中共重要历史人物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1982年初,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在1988年周恩来诞辰90周年的时候隆重推出《周恩来传》。为编辑出版《周恩来传》,负责撰稿的李琦、金冲及等人决定前往西花厅当面聆听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在接见他们时,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要重申一下,对恩来的事,关于他的东西,我不直接提意见。他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党的干部,领导干部。他死后,怎么说,由中央来决定,由组织来决定。不过,你们来找我,我不是完全不负责任,如果你们需要核对一些事实,我不推卸责任。”
       邓颖超的这一观点让写作组的同志精神为之一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邓颖超,完全是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来面对为周恩来立传之事的,无疑体现了她坚定的党性原则。
       邓颖超表示:“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当做周恩来一辈子事情的一部电影,不要以为我什么事情都知道。”当听到写作组同志谈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与中央高层的一些争论时,邓颖超当即表示:“这我不能作证。你们不要把我今天做政治局委员的资格移到那时候去。我那时还是个小兵小卒。这些事,恩来回来也没有必要告诉我,有的还是今天听你们讲了以后才知道的。”
       当写作组的同志提到1958年南宁会议上,周恩来因为“反冒进”受到不公正批评的情况时,邓颖超说:“恩来是严格遵守纪律的,很多事也不跟我讲。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后,我知道党内有分歧,但也不清楚是谁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恩来同志当时回来,他也不透露,我也没看出来。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同志有一次找我谈了50分钟,我才清楚那次会议的具体情况。”
       当写作组的同志问到1925年廖仲恺在广东遇刺事件时,邓颖超说:“那件事发生后,恩来同志就知道了,就出去了,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回来时,他唯一的一套灰色西装上有一片血迹。为什么?那天他在蒋介石那里商量要抓凶手,要戒严,决定的是11点钟动手。蒋介石把行动提早了两个小时,9点就戒严了。恩来坐汽车到司令部去,不知道戒严已经提前的事。司令部的守卫隔得很远就叫停车,问口令。司机听不见,守卫就开枪。恩来立刻趴在座下,司机的血流在他的背上。他马上打开车门跳出来,高声说:‘你们干什么?我是政治部主任。’他介绍了身份,守卫才停止开枪,让他通过。我所知道的,就有这么一段插曲。”
       当写作组的同志询问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为什么没有暴露时,邓颖超说:“恩来最初不留胡子,后来才慢慢留的。他装作商人,有时穿西装。同志间谁也不叫谁的名字,都用别名。别名多了,一个时期换一个。在上海,我们一个人最多只知道五个地方,这样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我可以知道五个地方?因为我是中央机关党总支书记,要参加小组会。其他人最多知道有工作关系的两三个地方。恩来同志可能知道得比我多。我和恩来同志从来不敢上电车,因为我们从五四时期起一直是公开活动的,国民党人都认识我们,认出来了就不行。出去,必定是清早出去,深夜十一二点回来。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住过哪些地方我不愿意说,不然将来又要搞出许多故居来。”
       在谈到觉悟社时,邓颖超说:“觉悟社不能说是共产主义小组,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都有些。党成立时,很多人在所在地加入了党。觉悟社只能说是对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做了些组织上的准备。有些人不是实事求是,好像把什么功劳都放在周恩来身上,他是出了名的,但还有许多死难的同志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来。还有,遇到争论,总是想方设法一定要找有个正确意见的人,那就是周恩来。这样做往往会浪费时间,不能落实。这不是实事求是。”
       1982年秋冬之际,《周恩来传》的样稿送到了西花厅。邓颖超出于种种考虑,于12月5日才给写作组负责人写信,再一次表明了态度,其中有这样的叮嘱:“总之,你们在写周恩来时,对他既不要颂得过高,也不要贬,应当实事求是。”1989年春,《周恩来传》公开出版发行后,邓颖超这才把此书的主要执笔者金冲及请进中南海,提出对此书的阅读意见。直到这时,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才知道,此前他们送进中南海的样书,邓颖超并没有阅读,因为她担心过早地发表意见,很可能影响写作组同志的思路。她认为应该让同志们按照掌握的史实秉笔直书。当她看到书已公开发行,才表示了个人意见。
       邓颖超说:“你们请我先看,我没有看,现在书已经出版了才提意见。我想这也无妨,出版了也允许别人提意见。比如沙基惨案,恩来同志也是参加了群众队伍的。当时三个人一排,机枪扫射过来,恩来同志两旁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件事可以说明恩来同群众的关系,他总是勇于站在第一线。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领导群众斗争,也是他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险情。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没有同什么人讲过。但他恰恰同我谈过两次,所以印象很深。……为什么这件事恩来要对我讲呢?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他到广州后不久,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他还不太忙,还有时间,所以偶尔和我谈一谈。希望你们再版时把这个内容补充上。”
       邓颖超又说:“说句老实话,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话后由他再来贯彻,所以有人觉得你们在这一段写得不够。恩来同志当时对前方后方包括军事上许多事都管。这一点同你们说明一下。当然,有些事写不写也没有关系,恩来同志也不赞成把他的功绩写得有多大,但实际情况在咱们的谈话中可以交流一下。”
       1990年春,中央决定出版《周恩来选集》。编辑人员再次前往西花厅聆听邓颖超的意见。邓颖超仍然像接待《周恩来传》写作组时一样,不想参与更多,只在某些细节上进行核对。邓颖超说:“继上海四一二大屠杀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事变。当时我正临产,住在医院里。开始有广东区委军委三个同志照料,后来他们都被捕牺牲了。亏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把我藏了起来,才没有被捕。家被查封了,但没有把门封死,我就叫保姆回去取衣服。看到了恩来从上海打来的电报,叫我赶快离开广州到上海登报找他。好心的医生把我和母亲送上由广州到上海的轮船,到上海正是1927年5月1日。我以母亲的名字在报上登广告,找伍豪(周恩来当时的化名)。说你长期不回家,现在我带着女儿来找你了,见报后马上到旅馆来找我们,等等。周恩来见报以后马上就过来把我们接走了。后来到了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党中央就发动南昌起义,恩来奉命去了南昌。那次离家,恩来并没有说到哪儿去,我也没有问他到哪儿去,双方都恪守组织纪律,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后来报纸报道了南昌起义,我才知道恩来他在南昌。”(上)(摘自《党史博览》)(窦应泰 今晚报 2012-10-12)
 
  1. 审视教师“自我认同”的力量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是一本由美国知名教育学者帕克·帕尔默著,经吴国珍、余巍等学者介绍到国内的教育专著。作者以其独有的教学天赋和学术敏感性,带领我们进入了教学工作领域中“少有人涉足”的领地——“教师自我”,并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由教师“自我认同”所延伸出来的教学魅力。
教学的勇气来源于教师的“自我认同”
  “就像任何真实的人类活动一样,教学无论好坏都发自内心世界。当我不了解自我时,我就不了解我的学生们是谁”。这句话告诉我们,探索教师的内心生活,首先得回答教师自我是什么样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自我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社会经验与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作为个体的教师与整个教学过程的关系,是在与学生诸多个体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记得在与教师们座谈时,曾有一位教师无奈地感叹道:“你就是拿有的学生没办法,任凭你使出浑身解数,就是启而不发。在进行探究式教学时总感觉力不从心,教学的实效性也不见得好……”当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位教师教学实效性不高的具体表现时,他谈道:“学生基础不一样,启发式教学的难度很大,大半节课过去了,还没有进入正题。在有限的时间内把需要讲的内容拉一遍也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过程表面上是完成了,但整堂课的教学容量却大大压缩了,最后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就会错误百出……”我们从这位教师的表述中直接的感受就是:教师觉得面对课堂教学改革有压力,并把问题的产生归因到学生身上。实际上,他与学生处在一种分离的教学状态中。诚然,在教育变革背景之下,教师很辛苦,他们也许有过无数次的反躬自省,积极地汲取别人的教学经验,然而面对个性多样的学生和不确定的课堂,每个教师所遇到的问题都不尽相同,学来的经验似乎并不那么奏效。这说明,“教师掌握了的教学技巧虽然能应付一时,但是仅仅靠技巧是不够的”。《教学勇气》一书中指出:“当与学生面对面交流时,唯一能供我们立即利用的资源是:我的自身认同,我的自我的个性,还有身为人师的‘我’的意识——如果我没有这种意识,我就意识不到学习者‘你’的地位。”
  现实中,“反思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常常遭遇尴尬。反思的方法层出不穷:叙事、案例、日志、教后记、网络博客,等等,可教师反思之后却收效甚微。于是理论工作者认为是教师的反思能力和水平影响了反思的实际效果。反思的技巧虽然重要,可是当教师把反思当作一种负担来应付时,再专业的反思技巧也无济于事。而教师为什么会把反思当作一种负担呢?因为教师反思的目的不是为了自我反观,而是为了自我维护。教师在扮演传道、授业、解惑者角色的同时却少有对自己生存意义的感悟。如此循环下去,教师何来的教学勇气?帕尔默认为:“好教师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是肯定的,那就是一种把他们个人的自身认同融入到工作中的强烈意识。”与角色相比,认同是更稳固的意义来源,由自我认同组织起来的对教学“意义”的理解远比因角色组织起来的对教学“功能”的理解更深刻,也更能激发教师的教学勇气。
在共同体中走向“自我完整”
  “自我完整并不意味着变得完美无瑕,而是意味着变得更真实。‘自我’完整处于一个复杂的、不断需求的、终生自我发现过程中的敏感领域。”对于教师个体而言,自我并非具有无限的伸缩性---它既有潜力,也有局限。分裂的自我总是使自己与他人隔离,甚至为了维护那脆弱的自身认同去伤害他人。书中提到,现实中“有的教师试图在其地位和身份的屏障之后保护自我意识,而不让‘我的自我’接近同事、学生或观念”,以躲开肯定会遇上的冲突。当教师为学生的启而不发苦恼时,总是习惯于归因到与自我相分离的对象---学生身上;当教师认为教学是自己专业分内之事,无需他人来指手画脚时,他们会因同行介入自己的课堂教学而感到畏惧、烦躁和不安,于是处于专业孤立状态的教师个体宁可拒绝同事的帮助来维护残缺的自我。唯有当教师意识到自我个性中的东西,哪些适合自己,哪些不适合自己,我应该接受什么,尝试作些什么改变,而非一味地排斥或违心地接受外界赋予的角色之时,才意味着教师萌生了自我完整的需要,具备了选择能令自我完整的方式,以便让自己变得更加真实的可能性。
  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就是这种动力来源于何处,答案是共同体。“共同体无法在分离的生活中扎根。在共同体形成外在形状和形式之前的一段日子里,它一定要在完整的自我中生根: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自己后才能与别人和睦相处。共同体是个体内部不可见魅力的外部可见标志,是以自身认同和自我完整与世界联系的交融”。首先,自我认知完成于共同体中。傲慢地高估自己或奴性地低估自己最终导致的是一个扭曲了的既自大又自卑的自我实现过程。课堂上师生关系紧张时,教师会本能地用旧想法来维护自己,或是高声呵斥,或是体罚学生以维护自己脆弱的尊严。教师所应扮演的角色涉及教师自我认知的有关内容,并非只要社会赋予了,个体就会欣然接受,而是需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共同体中获得自我认同之后,进而转化为实际行动,并在行动中得以巩固和内化。也就是说,自我认知虽然是很个人的事情,但却需要众人的方式来完成。
  其次,教学过程实现于共同体中。书中指出:“优秀教学在本质上是群体共享的。”有时我们会被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这一两级对立的模式弄得无所适从,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而在真正的教学共同体中,主体不是教师或学生,而是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特质获得融合和升华。在这种定义上的主体为中心的课堂中,学生不会被忽略,并且尊重了教师最重要的需要之一:激活师生心灵之间的关联,使教师的自我一次比一次完整和真实。于是,学生真正参与共同体无需拘泥于合作小组、讨论、对话等表象,因为学生参与的形式可以根据教师我的认同和完整而衍生出无穷无尽的变化。
  再其次,教师学习发生于共同体中。实践中,教师专业生存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内生式的反躬自省,可“关上门的教学”永远在同事的眼光之外;另一条则是外延式的同行互助。尽管理论家们对于“学习是什么,以及学习是怎样发生”的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毋庸置疑学习已经成为了教师专业生存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从观摩特级教师的教学录像、聆听教育专家的研究报告,或是同事间教研活动上的经验分享等活动中,永远不可能领略到教学过程中因细微差别而带来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尽管我们都明白忙碌的课程时间表令教师无法经常彼此听课,但起码也该定期地创造机会让自己与他人作一些交流。教师互助,或是在共同体中进行专业学习不仅是一句口号,也不单纯是教师寻求专业发展机会的个人自愿性选择,而是教育机构要求教学专业人员应尽的义务。没有共同体支持的教学行为,一旦功能被个人化了以后,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大家都保守地做。比如,为了提高升学率,教师们明知题海战术对学生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说归说,做归做,补课测验的热情有增无减。在一所学校中如何建立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呢?书中提到了学校领导者的重要性和关键作用。作为教育组织机构的学校,如果校长既不期待也不引导教师教学共同体的建立,要想在共同体内诚恳地进行专业对话和学习是不太可能的。正如作者所言:“在学校范围内建立教学对话共同体---有意追求目标和实践基本原则的共同体---需要能带领大家奔向那个愿景的领袖。”
  总之,“教学的勇气在于教师有勇气保持自我心灵的开放,即使力不从心仍然能够坚持”,因为“真正好的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而是来自于教师的自我认同与自身完整”,而且“志同道合的共同体在教育改革中是至关重要的”。(田莉审 中国教育报 2008-12-5)